开考大约半个时辰，作为提调官的张教授等人，突然从西厅走出来。考场周边坐着的监考官，都来自贵州按察司，此刻也纷纷入场跟提调官汇合。

每个提调官，配一个监考官，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监考官手里拿着个小戳子，沿途在考生的墨卷上盖章，此章名为“起讲戳”。

这时，考生们大概已经写了一百字，必须抄写到正式答卷上，以供监考官盖章生效——防止有人中途作弊。

王渊隔壁那位，正死死拉着提调官的袖子，哭丧着脸说：“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已经把起讲写好，很快就能誊抄上去！”

提调官直接震袖而去，那考生顿时面若死灰。估计他出身普通军户家庭，能读书已是不易，就指望今后领取廪米，实打实的给家里减轻负担。

可监考官不戳他，一切都白费了。

道试确实可以考一整天，中途还能停下来吃饭，但第一题的前一百字，必须在开考半个时辰之内写完。

如果戳印时还没把起讲写出来，又或者忘了誊抄到答题卷上，那监考官就不会给你盖章。等阅卷官批改试卷的时候，任你文章写得天花乱坠，没有盖“起讲戳”都要降一级评分，甚至可以直接判为不及格，因为你有中场作弊的嫌疑。

还有，明代道试只考一场，不像清代考好几场。除非发生舞弊案，绝无复试的可能，监考官不给盖戳，几乎等于被判死刑。

“唉！”

王渊摇头低叹，为自己的邻桌感到惋惜。

但一个小时的时间，连一百字都写不出来，这还能怪谁？

张教授带着监考官一路乱戳，待戳到王渊的时候，忍不住停下来仔细查看。

“你的四书文都作完了？”张教授问。

王渊正在草稿纸上设计五经文，头也不抬的答道：“作完了。”

张教授没有什么忌讳，弯腰仔细查看答卷，不禁点头赞许：“文章朴实，老成持重，可为诸生典范矣。你叫什么名字？”

“王渊。”王渊答道。

“等你进学之后，我亲自教你制艺。”张教授说完便走，让监考官戳王渊一下，接着又去戳其他考生。

老教授当了几十年秀才，连举人都考不上，靠熬资历才挨到岁贡名额。偏偏他还自视甚高，见未来的学生是可造之材，便想亲自教这个学生作八股文。

又是大半个时辰，王渊把五经文都给写完。

实在是席书出题太简单，跟江南那边没法比，人家江南已经开始有截搭题了。

咱们来举个截搭题例子：“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

这出题的主考官蔫儿坏，把经文截搭得连孔子都要懵逼。

一个童生作出承题“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然后就彻底抓瞎，不知道怎么跟文王联系。他口中反复念叨这句，把隔壁考生都念烦了，邻座脱口而出：“耻矣，耻矣！如耻之，莫若师文王。”

该童生闻之大喜，立即写入卷中，就因这一句而考中秀才。

……

王渊仔细修改校对，然后誊抄至答题纸，便收拾考箱准备交卷。

席书一直派人盯着王渊，见状立刻把他叫去。道试连朱卷都没有，更不用糊名什么的，当场就开始给王渊批改试卷。

四书题倒还罢了，批阅到五经题，席书突然笑问：“你读的是哪？”

王渊说：“《正义》与《大全》兼习。”

席书叮嘱道：“若想考中举人，就先把《正义》放下。等你做官之后，再读《五经正义》也不迟。”

“谨遵宗师教诲。”王渊拱手道。

明朝官方科举教材，分别是《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

对于这两套书，顾炎武的评价为：“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一句话，教材纯属瞎鸡儿乱编。

这源自朱元璋和朱棣爷儿俩，他们觉得有些内容不利于统治，于是就开始胡搞瞎搞。

朱棣召集臣子编书，其中就编了《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摒弃理学之外的学说，又任意篡改朱熹经义，以实现对读书人的思想钳制。

《五经大全》还稍微好一些，直至明末才被主流弃用，考生们纷纷去读唐代的《五经正义》。

《四书大全》简直没法评价，朝廷瞎鸡儿删改，民间印刷也瞎鸡儿删改，能把朱熹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至明朝中期，广大学子干脆直接读《四书集注》，将官方教材当成一坨废纸。主考官也是如此，出题都按《四书集注》来出，因为《四书大全》经常自相矛盾。

当年，沈复璁无意中接触《五经正义》，立即奉之为圭臬，弃《五经大全》而不顾，导致考举人的时候各种脱纲。

现在教导王渊，沈复璁也告诫说：“《五经大全》你须掌握，否则科考难矣。但你若修学问，《大全》皆为妄言，当以《正义》为准绳。”

这就导致王渊学习《礼记》，得看两个不同版本，一个用来考试，一个用来治学。

张教授似乎跟席书关系不错，凑过来问：“如何？”

席书在王渊的卷子上画圈，点头说：“若无意外，当为案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