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竟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简直是亡国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体也欠佳，有时是不太清醒的，虽被群臣劝诫，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

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六七之厄，大汉的皇帝，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没毛病！

可那“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就没法洗了，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

刘询闭上眼，让金安上退下，心中暗道：“朕曾想证明，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可现在朕明白了，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

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越看越心寒：“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朕已做到这种地步，在彼辈眼中，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圣人’占个位置，随时可以让位的？”

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他也知道，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

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并柔和媚上的家伙，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

儒生期盼的，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像舜一样孝顺，如尧一般尚贤，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

如此，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以《春秋》当新王！然后，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全面复古，奉天法先王，以礼治国，便能达到太平世。

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

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只要实现民主自由，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若是没解决，那是因为，你还不够民主自由。

历史上再过几十年，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圣人”，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上朝前，刘询如往日一样，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

“扔了它。”

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忽然如此下令，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换上一块新的后，刘询再靠近一照，果然，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

“若是再怎么照，脸上都有瑕疵，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

“而是铜鉴有瑕疵！”

刘询心情大好，戴上冠冕后，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语气平常。

“下其书，使中二千石议之。”

很多历史文化上的转折点，都是因为某位小人物一篇文章，而引发天翻地覆的改变。

天安三年，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大汉朝的思想界，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

……

PS：第二章在0点前，这几章要看的资料太多，写起来有点慢，昨天欠的一章顺延明天再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