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先果然犯境，塞外诸州县不守，英宗仓促率兵应战，就在无卫所设置的土木堡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英宗既被俘，边城官兵更失斗志，纷纷弃城逃散，也先的骑兵沿途劫掠掳杀，边民被掳杀者数十万。只有亨信“死守宣府，宣府四面皆贼寇，”一旦夕警报三四次，有朝臣认为宣府难守，朝议速召该城官兵入卫京师。诸将师皆欲弃城，独亨信正气凛然地说：“我73岁了，受朝廷大恩，国家危殆，只有以死相报。你们应好自为之，切勿渎犯宪律啊！”他又立誓说：“朝廷将这座城交给我，我一定拼死守住它！”他拔出佩剑，坐在城门正中，面若秋霜，凛不可犯。下令说：“谁胆敢出城，我就亲手杀死他！”于是城中军民安定下来，老幼欢呼说：“我们有生路了！”诸官兵深受感动，同仇敌忾，誓与宣府共存亡。亨信又督促诸将策划防守，组织百姓参加迎敌，此时，朝中也放弃了撤军弃城的意见。</p>try{ggauto();} catch(ex){}

也先知亨信镇守的宣府难以强攻，于是把人质英宗挟持到城下叫门，英宗完全听任也先的摆布，竟传命开城，若果遵命献城，军民将尽遭杀戮，京城最后的屏障就被拔除，若果抗守城，就犯欺君抗命之罪。在这紧要关头，亨信宁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断然选择了后者。“我是奉命守城的，不敢擅开城门。”他理直气壮地拒绝献城。</p>

在北京，于谦组织军民开展保卫战，宣府成了牵制也先兵力、配合北京军民守城的唯一的一座漠北边城。亨信坚守宣府，后人赞誉颇多。《皇明通纪》云：“幸罗亨信忠义誓死以守，不独一城蒙福，而京师实赖之。世谓亨信有安社稷之功，信矣。”后来，宣府建功臣庙，立亨信塑像于庙内，供后人瞻仰。亨信的事迹被后人传诵。成化年间，莞籍人一品布政司左参政祁顺记亨信事迹，写道：“自公归老，边人思之弗忘，迄今二十余年而威德在……吾在京师闻之，戴侍御缙常在云中得之父老云。”</p>

坚守宣府，无疑是亨信一生事迹中最光辉的一页，可是吏部尚书王直给他撰写的墓碑铭，却讳言此事，不难想象，那是因为英宗忌谈土木堡和宣府，所以王直有意讳笔。而其后朝廷对亨信的奖赐，也很一般。《广东志》中罗亨信传记有议论云：“世谓亨信有安社稷功，而忌者仅循常例，有遗憾焉！”忌者因何而忌？皇帝贪生怕死，听从敌人摆布，令为臣者弃城资敌，为臣者誓死守城，拒不从命，为君者当然由愧生忌啊！</p>

也先攻北京、宣府不下，又被各地军民袭击、终于被迫退兵。新即位的代宗朱祁钰论功行赏，升亨信为左副都御史，进三品，此时，亨信镇边已14年了。漠北地瘠民贫，天气苦寒，风沙弥漫，戎马关山的生活，当然是异常艰苦的，亨信年将70时，已是“泪眼迎风不敢开”、“耳中隐隐若闻雷”，视觉、听觉都衰退了，“趋朝上马须扶插，奉使乘轺怯往来”，体力也不支了，只是由于丹心报国，所以还未请求致仕。到了这一年，年已七十又四的他，旧病又复发，于是“上章乞骸骨”，可是，因为边情紧急，代宗没有同意他的请求。</p>

宦官喜宁私通瓦剌，“偕贼诣城下言和”，亨信接到了情报，当机立断取智擒之计，派了参将伏兵把喜宁擒获，押送京师正刑典，这是亨信镇边期间最后一件快事。亨信依例返京议事，他再向代宗请求归休，代宗赐他免冠叩首，答应所请。经过5个月的长途跋涉，他回到阔别13年的故乡。他的讣告到了北京时，“举朝公卿士大夫莫不为之悲戚”，夺权再度称帝的英宗也不得不“为之辍朝”，以示哀悼，并命工部为其治坟茔于英村麻地岭。</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