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原先打定主意，在关卓凡奉圣母皇太后到天津阅兵的这段日子里，在台面上，自己要少拿主意少说话，免得给天津那两位一个“趁机弄权”的印象。

可是，如今母后皇太后“听政”，在“西边的”片言可决之事，“东边的”却花一个上午也办不下来。这么搞法，时间稍长，政务必壅塞滞碍，误了事，责任还是军机处的，他身为领班大臣，当然难辞其咎。

没奈何，恭王只好改了自个儿给自个儿定的章程。不大紧要的事情，就不向慈安详述前因后果了，略述案由之后，不等慈安发问“六爷，这个事儿，你看该怎么办好”，便主动提出处置的办法：或者“准奏”、“依议”，或者“应毋庸议”，或者“交部议处”，或者只泛泛地“下该部知道”，或者干脆“留中”、“淹了”。

但重要的事情，恭王就不肯自作主张了，他会建议慈安，将折子“发往天津，请圣母皇太后宸断”。

如此一来，政务勉强向前推行，不致严重梗阻，但比之慈禧在时，终究不可同日而语。一是办事的效率，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二是任何事务，不论大小缓急，君臣之间都无法做深入的讨论，体制所限，臣下又无法僭越，替代母后皇太后做主，许多事情，就没有最终的结论，就得暂时搁在那儿。

慈安人虽不聪明，可这个局面，她是看的很清楚的。不仅如此，那些批了下去的折子。也不叫人踏实——她照着恭王的“建议”，批是批了，可对于折子之来龙去脉，却依旧懵懂，更无法确定：这么批。到底对还是不对？

于是，一颗心始终吊着，落不了地。时间稍长，整个人，便被吊得得晕晕乎乎的。

慈安既惶惑，又内疚。然而。这种事，却是无人可以告援的，甚至连诉苦都找不着对象，不由得忧闷异常。

她由此对慈禧佩服到十分去：“这些事情，亏她怎么做得来？以前在旁边看着。可是不觉得！唉，真正是‘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步步歇’！”

慈安的苦恼不止于和军机大臣议政。

打发奏折，军机大臣还可以帮一帮手，但有些事情，却一定要她一个人去做的。

比如说，大臣的陛见和陛辞。

这种场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说到几分几寸，甚至上位者的表情语气。都大有讲究。有时候，连“路上安不安静”、“身子骨儿好不好”这一类套话，什么时候说，怎么说，都要斟酌。因为出入之间，外界会反复解读。从中窥伺：陛见的大臣，是“帘眷”正隆。还是圣宠已衰？

慈安本就讷于言辞，对这个差事。真是深以为苦。有时候，例牌的套话讲完了，搜肠刮肚也不晓得再说些什么好，未免冷场难堪，只好把说过的话，略加改头换面，再说一遍，结果变成了一番车轱辘话。

弄得陛见的大臣莫名其妙，还以为母后皇太后纶音反复，自有深意焉。

如果仅仅是讲讲套话，也还好说。可有的时候，是要母后皇太后“指示机宜”的。有的大臣，不知里就，还会主动“请训”——这可简直要了慈安的命了！

慈安听翁同龢讲过《治平宝鉴》，晓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治国理政，自己说到底是不懂的，哪里敢胡乱“指示机宜”？沉默半响，憋出一句话：“总要真除情面，认真公事。”…

“真除情面，认真公事”，呃，并没有错，可是……这不是说了等于没说么？

每日逃不掉的“听政”，成了慈安最为头疼的事情。

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她饮食无味，夜不能寐，不到半个月，整个人就瘦了一圈儿。

大约六、七天前开始，慈安就天天在心里边念叨着：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

*

慈安的脑袋瓜不够灵光，但她有着女人与生俱来的直觉，从恭王进入养心殿东暖阁开始，她就感觉气氛不对。等到最后一名军机大臣许庚身也进了门，慈安确定：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