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本土，目下虽然尚不具备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条件，但关卓凡并未轻轻放过。热振、夏扎之争，以及这场政争衍生出来的贝丹顿珠之乱，带来了天赐良机，他要以此为借口，改革西藏官制，为日后全面“改土归流”，打下一根有力的楔子。

朝廷下旨，说热振固然昏庸，但夏扎更加混蛋，“擅动刀兵，自相攻杀，蒙蔽上聪，行迹狂悖”，“致启贝丹顿珠之乱”。对了，瞻对之乱也是这个贝丹顿珠折腾出来的，推原论始，什么祸都是你夏扎闯的！

上谕中说，为儆效尤，敕夺夏某生前爵衔和身后荣名，夏扎的整个家族，被一脚从贵族的队伍中踢了出去。

夏扎这个冤哪。

说他“擅动刀兵，自相攻杀”，并不算冤枉他。当时的驻藏大臣满庆，虽然受了夏扎和李玉圃的蒙蔽，下了札子，斥责了热振，但并未批准夏扎动用武力，攻打热振。可是，夏扎的这个摄政，是经过满庆的奏请，朝廷正式任命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于前，取热振的摄政而代之于后，则等于朝廷默认了他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怎么事过境迁，就成了夏扎的罪名了呢？

哼哼，那是因为你“蒙蔽上聪”，朝廷才做出了错误的任命啊。

一句“蒙蔽上聪”，朝廷就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什么镬都由夏扎来背了。

处分夏扎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由此“痛定思痛”：这个，上边儿明明有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呀，下边儿的人怎么还是这么自把自为，乃至胡作非为呢？

顺理成章得出结论：西藏现行的官制存在重大问题！

西藏现行的官制，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达赖喇嘛高高在上，既为宗教领袖，也是政府首脑。具体政务，由噶厦政府秉承达赖喇嘛之命实行。噶厦政府设四噶伦。一僧三俗，名义上地位平等，但僧噶伦为首席噶伦，实际权力。要大于三个俗噶伦。

达赖喇嘛的传继，行“灵童转世”制度，从幼年“坐床”到成年“亲政”，常常有十多年的“空窗期”，这段时期。择一大寺出身之高僧，任“摄政”，位居噶厦政府之上，代替达赖喇嘛执政。摄政非常设职衔，一俟达赖喇嘛亲政，摄政便即退位。

西藏并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的。

和硕特统治西藏时期，一切行政权力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达赖喇嘛只能管理宗教事务；准噶尔袭杀拉藏汗，取和硕特而代之，情形依旧：蒙古人控制所有行政权力。达赖喇嘛局促于教务一隅。

朝廷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设驻藏大臣，开始正式对西藏行使行政权。其后，清廷主要依靠驱准之战中的“有功藏人”来治理西藏，代表人物为颇罗鼐。此人在驱准之战中脱颖而出，由一个小税吏一跃而为“一等台吉”，然后一路固山贝子、贝勒、多罗贝勒，青云直上，最后居然做到了郡王。总揽西藏地方大权。

这个时期，达赖喇嘛依旧只能管理教务，不能插手政事。为防达赖喇嘛方面干涉藏政，朝廷还把达赖喇嘛之父诏传至京。给了个“辅国公”的衔头，请他在北京安生呆着，没啥事儿就甭回西藏去了。

颇罗鼐对朝廷“克尽忠诚，实心效力”，当政期间，西藏地方无事。民人安居乐业，前后凡二十年。

颇罗鼐表现不错，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遗愿，准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继续总理藏政。

这下子麻烦来了。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台之后，胡作非为，先是杀兄逐侄，构衅达赖喇嘛，继之自立名号，阻断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准噶尔勾搭在一起——他老爸当年可是靠打准噶尔起家的。

得到准噶尔发兵支援的承诺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决定跟朝廷翻脸，他布置兵马，打算屠尽驻藏大臣以下客军客民。

危急关头，驻藏大臣傅清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至驻藏大臣署衙，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鼓噪纵火，围攻驻藏大臣署衙，傅清及副手拉布敦，皆力战殉国。

傅清、拉布敦虽然死义，但叛军群龙无首，很快便被朝廷镇压下去，没有酿成全藏范围的大乱。

事后，高宗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再不能给某个藏人以统管全藏的权力，不然，西藏天高皇帝远，时日一长，不论是谁，都会骄狂难制、蓄萌逆志。

嗯，那该怎么办呢？

好吧，放达赖喇嘛出来吧。

高宗的算盘是，名义上，把最高行政权力交给达赖喇嘛，但实际政务，由下面的噶厦政府处理，这样，达赖喇嘛其实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噶厦政府呢，只有办事权，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达赖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

应该说，高宗的设计，颇为精巧，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虚君”的意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一是西藏虽不生大乱，但政局却长期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