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厅内，有一张大大的圆桌，众人就围着这张圆桌落座。

和本国的大军机、部院正堂、乃至掌国亲王同桌，“平起平坐”，就跟一块儿用餐似的，于唐景崧，乃是人生第一次，不由颇有点儿手足无措。

不过，对其余人众来说，和轩亲王一起开会，如果与会人数不太多，这种会议形式，已是司空见惯了。

关卓凡说过，“这样大伙儿才好说话。”

当然，上下之别，依旧是明显的：

关卓凡坐在上首，居中；他的正对面，是唐景崧——这个位置，本来是下首的“主位”，即主人的位置。可是，现在不是轩亲王在待客，而是“军机处扩大会议”，是“越南采访使”对掌枢亲王做“述职报告”，枢府诸公和相关“部委”正堂，与会“旁听”、“共议”。

“越南采访使”——自然就是唐景崧了。

关卓凡一俟执掌中枢，立即开始筹备对法战争事宜，迄今，三年有余了。

对法作战，分海、陆两线，陆上一线，主战场一定是越南——关卓凡迄今为止做的种种准备，包括张六之乱后，力保刘长佑，将其平调云贵，都是为了这个陆上的主战场。

另外，中法的“和平”，也需要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破局”——中法两国，列强的心目中，中国自然是较弱的一方，既为弱者，同时也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就不能给人主动挑起战争的印象，这个“局”，如何“破”，必须十分讲究。

这个道理，跟关卓凡同普鲁士一起，处心积虑，引诱、逼迫法国人首先对普宣战，是一样的——亚洲战场，也要想法子，引诱、逼迫法国人首先对华宣战。

对法“破局”之关键——关卓凡也放在了越南。

还有，战争之后，对越南，要有特别的处置，越南和中国的关系，要有所更易，不能一如现状。

古老的“宗藩”体制，要在我手上改一改了。

这一切，都要求关卓凡对越南的情形，有全面的、透彻的掌握。

这个，单靠史料是不够的，单靠穿越者的未卜先知，也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情报人员的努力，也还是不够的。

再优秀的情报人员，获得的情报，也只是局限于一事、一人、一地，也是琐碎的，把这些情报拼成完整的拼图，从中找出重大进止的依据，还要花上很大的功夫。

还有，所谓“情报人员”，能够公开的身份，大多社会地位较低，并不容易直接接触对象国的上层，则其所获得的情报的价值，多半有限，其中的某些情报，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只不过是民间的以讹传讹——这种情形，其实是很普遍的。

关卓凡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不但能够长驻越南，而且能够和越南上层自如接触——这个“上层”，地方上，必须是总督、巡抚的层级；京城呢，必须是侍郎、尚书、机密大臣乃至大学士的层级，甚至，直到越南的国王——当然，越南自个儿，是称“皇帝”的。

总之，必须“上不封顶”。

还有，这个人的眼光和见识，不能等同于普通的情报人员，他必须对越南的来龙去脉、越南和中国的关系，都有全面、清晰、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前文所说的，关卓凡对自己的“对越南的情形，有全面的、透彻的掌握”的要求，放在此人身上，一样必须是成立的。

找到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