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马案”最吊诡的，还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的查办。

凶犯张文祥，就擒之后，由始至终，未曾动刑——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摆到台面上的理由，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恶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轻了，毫无用处；打重了，只怕瘐毙狱中——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可怎么交代的过去？嘿嘿，老兄也是晓得的，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江宁将军魁玉，都是这样一个主张。

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大不以为然，据理力争：既然“打轻了，毫无用处”，那么，不打，就更加没有用处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单靠软磨，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

咳咳，凶犯愍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枭首，一眨眼的事情；凌迟虽苦，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熬一熬就过去了。大刑不同！反复勘磨，凶犯再怎么狡悍，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一副夹棍，三根横木，看似平平无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汉，刑场之上，白刃加颈，意气自如，三木之下，却问什么，说什么！

咳咳，还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过，胡乱攀咬，如之奈何？

……

张之万和魁玉，反对动刑，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较之孙衣言、袁保庆，毕竟“站得高、看得远”——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可拿他怎么办啊？真到了那个时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来人”——刑部尚书郑敦谨，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两江的曾涤生。

另外，不晓得算不算巧合：郑敦谨是湘乡人——不但是湖南人，还是曾国藩的同乡。

“刺马案”一出来，慈禧和恭王，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除了他，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

曾国藩的回任两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向湘系屈服了。

从此之后，直至清帝逊位，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

曾国藩既回任两江，并主持“刺马案”的审理，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便无悬念了——最后，曾国藩、郑敦谨联名出奏，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有激使然，乃行刺马新贻泄愤，云云。

最重要的一句，“实无主使别情。”

张文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

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孙衣言、袁保庆愤然作色，坚决拒绝署名。

“刺马案”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结案的奏折一经拜发，立即告病挂冠，且既不等朝廷允准，也不回京复命，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

可以想见，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违心之语，内疚神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刺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弥缝，证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后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势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与之翻脸的。

如此一来，谁是这个幕后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关卓凡以为，嫌疑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荃，一个是黄翼升。

湘系中，曾国荃的地位，自然高于黄翼升，不过，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如此一来，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