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几十年都是如此，以至从虎门到黄浦这段路程，都有了一个专有名词，称为上省，就是去省城的意思，离开广州去澳门的，则称为下澳。

洋人的船在虎门，接受虎门水师的查验，公文和货物都无误之后，会发给上省执照，这时候引水职责就结束了，有时候是粤海关派来的胥吏接管，带领洋船前往广州，有时候也有广州有执照引水员负责，总之管理充满了空子。比如只要肯给钱，稽查的关口往往不会那么苛刻，对偷报漏报的货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肯多花钱，就是所有流程符合规定，也会难为你，甚至无理由扣你几天都有可能。

因此一般洋船不但会按照各种潜规则掏钱，也会按照官府的要求，老老实实接受稽查，除非是那些走私船，正经来广州贸易的，都会留下成套的公文备案。

这一套管理程序，让三艘英国商船还没有到广州，相关文件就已经送到粤海关备案了，一般情况下，这些文件是没人会看的，可海关监督现在不是正上心为皇帝分忧，睁大了眼睛在抓这件功劳吗，所以就查看了这些公文，结果一查就真查出来了。

根据引水员按照规定，王绍敏等三名澳门引水员查验了三艘船，报告说船上都没有货物，船上各有“商梢三十名，大炮十六门，鸟枪二十枝，剑刀二十口，火药二百斤，弹子一百个。船名、船长姓名、人数，出发地和国家等信息也都一一登记在册。”

那这些信息对比了之前哈拉尔的交代的情况，海关监督惊喜的发现，这三艘船竟然就是哈拉尔交代的五艘船中的三艘，海关监督当即就兴奋了，感慨自己真是好事成双，这送上门来的功劳是一件接一件。

没什么说的，三条船全部扣下，人全部抓住。

但这三条船，可都是正经的东印度公司的船，船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他们确实有把柄在手，加上昨天海关已经在东印度公司抓过人了，从船长到大班都不敢让三艘船的船长水手被官府抓走。

历史上，东印度公司也不是没跟当地官府发生过冲突，甚至闹到对峙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比如广州一直对洋人设立了各种充满歧视的政策，比如不准窝藏妇女和军火、不准雇佣中国仆人、不准学中文、不准乘轿、不准进城、不准带家眷等等。

商人最多可以在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居住，可就算在这里，也不允许女人和武器进入。当地官府将洋人妇女跟大炮刀剑并列，虽然让各国商人十分不理解，可大家都从心里觉得女人跟武器的犯禁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些久经寂寞的各国商人，偶尔就会触犯这条禁令。

最早的是乾隆十六年时候，一个荷兰大班带妻子进入十三行的瑞丰行居住，结果甚至惊动了广东巡抚，被巡抚亲自派兵驱逐。

事实上他们不知道穿衣暴露的洋人妇女进入广州的街道上，会引起百姓的纷纷围观，这在讲究礼法的官员看来，造成的恶劣影响简直比大炮还要恐怖。

由于清廷一直出于强势地位，所以这些年洋人一直都很老实，尽管心中十分不满，可很少有人挑战这些禁令。他们只能自嘲，“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英国人自己都曾抗争过，东印度公司向两广总督写过抗议书，表明“全部大班（长驻广州商务人员）都是本国绅士，有的还是不列颠国家议会成员。公司人员每年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留在商馆，不准携妇乘轿进入，使他们感到被贬为卑贱种族的侮辱。”

但这些都没有用，傲慢的中国官员根本就不理会这些夷人的无理取闹，这个时代，居住在广州的洋人被称作番鬼，不能出现的妇女被叫做番妇，两广总督只允许番妇居住在澳门，就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由于在广州跟官府的冲突往往没有任何好处，作为“东印度公司特派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俗称的公班衙大班的亨利布朗(HenryBrowne)在但凡有可能的情况下，都不愿意跟地方官府发生冲突，可这一次真的不能让官府把人抓走，况且是抓走那么多人。

一旦抓走，史密斯知道，台湾的事情可能把东印度公司牵扯进来，但多少还有周琅组建的中国公司作为缓冲，可这些人一旦进入官府的大牢，一个弄不好可就很难活着出来了，对于满清的法律，史密斯真的是充满恐惧，因为他就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件事到现在都让感到深深的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