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日本明明有同类产品，可只要中国产品能进去，日本富人还是热衷于选购中国产品。这主要是日本社会长久以来积累下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崇敬感，让中国制造在日本享有品牌效应。就连一张席子，日本人有钱人都要用杭州织的，推崇如此，找谁说理去。

由于日本人的这种情节，导致中国出口日本的手工产品种类众多，周琅准备带去日本出售的，就有白丝、大花绸、中花绸、小花绸、大红绉纱、大纱、中纱、小纱、色绸、东京丝、东京繻、大卷绫、东京紦、中卷绫、素绸、绵、色缎、金缎、嘉锦、杭罗、大宋锦、西绫、花纱、轻罗、红毡、蓝毡、银朱、水银、白术、东京肉桂、桂皮、山黄肉、牛皮、山马皮、鹿皮、歇铁石、鱼皮、鱼胶、苏木、漆、沈香、朱砂、冰糖、木香、白糖、三盆糖、乌糖、碗青、苓苓香、排草、黄苓、干松、干草、川芎、靳蛇、麝香、人参、小参、墨、古画、书、磁器、雄黄、料香、藿香、当归、伽楠香、巴豆、刀盘、黄蜡、明矾、白铅、金线、色线、古董、巴戟、禹余粮石、铁锅、茴香、砂仁、石膏、淫羊霍、藤黄、羊皮、大黄、蒿木、阿胶、菜油、贝母等近百种商品。

相比欧洲人将商品送到东方市场，只要市场上有本国同类产品，一般大家都优先选用本国产品，而中国将商品送入日本市场，只要市场上有中国同类产品，一般日本人都优先选用中国产品，这种特殊的购物情节，让中国海商对日本贸易都很热衷。

只是有一个限制，那就是日本也实行闭关锁国，而且闭的比中国更严实。广州虽然一口通商，但至少还允许所有国家前来贸易，傲慢的满清朝廷的说法是，天潮上国对待藩属国那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对待各国商人的区别真的很小，特殊的只有三个，一个是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享有特殊税率，一个是苏禄国商船每船入港税比正税减一百两银子，法国则加一百两银子。

但日本的锁国，就只允许中国、朝鲜、琉球到日本贸易，西方国家只允许荷兰人前往贸易，一共只跟四个国家通商。

而且通商的规模还受到严格限制，即便是对中国，也是日趋严格。

首先要进入日本港口贸易，需要得到日本幕府下发的信牌，类似广州海关发给洋船的执照，无照是进不来广州港口的。

日本政府通过预先发放信牌，控制贸易船只的数量和贸易的规模。

日本元禄十年（１６９７年）的时候，允许进入日本的中国商船还高达八十艘，贸易额高达八千贯（日本银贯，1贯为100两），可到了宽政三年（１７９１年）之后，允许贸易的船数就下降到了十艘，贸易额限制在二千七百四十贯（274万两）以内。

之所以做出如此限制，主要是因为跟中国贸易，导致白银不断外流。而且日本还对本国出口货物进行限制，比如允许中国商人采购的铜为每年三百万斤。

受制于这些限制，导致朱濆一直无法从日本弄来足够的铜，所以现在周琅已经开始铸造铁炮了。

但随着周琅势力的扩张，日本幕府开始给予了相应的尊重。周琅占据凤山县的时候，就给日本幕府写了好几封信，带着这些信去日本的朱濆，除了得到日本临时批准了他几艘没有信牌的船进港贸易，没能从日本幕府哪里得到任何贸易优惠政策。

但当周琅占领整个福建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幕府终于给周琅回了一封措辞恭敬的信，并且送来了二十面信牌。这突破了日本之前允许中国船只每年十艘的限制，可那十艘的限制，一直对周琅也没什么用，因为周琅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信牌。信牌一直掌握在跟日本幕府关系密切的浙江一带大海商手里，他们以乍浦港为基地，每年多次往返日本。

朱濆虽然认识那些海上，但却很难从他们手里弄到信牌。

周琅不管这些，每次都让朱濆带齐官方文件，让他以外交使者身份去日本，日本人似乎默认了这种行为，每次都多多少少放行几艘船，而朱濆还会通过导货，将更多的货物放入得到许可的船上带入日本港口。通过这种方式，朱濆这两年，从日本赚到了近百万两白银，分润给了周琅五十万两。

朱濆每次去，也会带去周琅给幕府的信，周琅总是在信中向日本幕府表达自己驱逐鞑虏的正义性，希望日本能够通过放开贸易的方式，对周琅的攘夷事业给予支持。日本幕府一直都没有回信，每次去也就以悄悄放行几艘船的方式作为支持了。

终于在冬末，朱濆带回了日本幕府的回信，这次他们隐晦的表示了对周琅的支持态度。并且给予了二十块信牌，表示允许周琅派二十艘船去贸易，贸易额也翻了一倍，达到了五百万两。

幕府还在信中隐晦的提醒周琅，不要在信牌许可之外，再贸然派遣商船过去了。显然他们对周琅每年力行数次的“外交”行为已经不厌其烦。幕府还放宽周琅采购铜的数量限制，允许周琅每年采购五百万斤铜，用来铸造大炮。

老实说，日本人给的这些优惠还是很有诚意的，由于日本贸易一直被幕府限制，市场需求其实是被压制的，所以得到许可的那些商人，往往可以获取暴利，周琅向日本出售五百万两的货物，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半的利润，就是两百多万两。

这笔钱对周琅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中日贸易航线，宋代时候就已经开辟到了每年能往返四次，周琅不打算跑四趟，他打算一次用光信牌，组建一个二十艘大船的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