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之后，清朝政府是禁止天主教公开传教的，但他们在北京的教堂还存在，神父也没有驱赶，因为皇帝都需要这些传教士的专业知识，圆明园里的西式建筑可不是当地工匠凭空弄出来的。

公开传教一律禁止，可秘密传教是少不了的，从闽粤沿海，到川陕腹地，都有传教士秘密传教，甘肃的中国神父甚至可以去意大利学习，天主教编织的秘密宗教渠道，覆盖范围机器广泛。

乾隆十一年，也因此发生了类似朝鲜的那种教案，在福建，方济各神父被逮捕然后勒死于狱中；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于狱中。在江苏昭文等地，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皇帝密谕令其瘐毙。

中国本地神父被发现后杀害的更多。

这些宗教力量，在满清王朝得不到支持，现在改朝换代了，他们也是第一批寻求周琅支持的力量。

北京的天主教、俄国东正教，都派人来拜见过周琅，请求准许他们自由传教。

从思想上来说，周琅对这个并不在乎，我又不是你爹，我管你信什么呢！但从政治角度考虑，他必须给与一定的限制。可政治是永远无法打死宗教的，满清那么狠，传教士依然遍及中国，上海的天主教徒从明末一直秘密活动，坚持到了鴉片战争之后。

打击他们，只能让他们的活动从地面转移到地下，事实还是存在的。

所以周琅对传教士表示，他原则上不反对宗教信仰，也同意传教士们提出的，允许他们购地自建教堂的请求，但给他们划了一条线，只能局限于已经开放的城市，禁止他们进入内地尤其是乡村传教。

至于说因此西方宗教会在城市中扩散，周琅并不担心，这些又不是什么反叛组织，正规的宗教是不会反对政治的，白莲教才会。而且相比那些巫婆神汉来说，正规宗教更有进步意义。

只是周琅对本土宗教有些恨铁不成钢，西方宗教可以跨越大半个地球，从欧洲跑到中国来传教，怎么中国的佛道儒就不能走出去，不能去冲击西方人的思想，给他们制造混乱？

儒教不用说了，这就不是一个热衷于传播的宗教，甚至只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学术流派罢了，孔子应该算是教师的祖宗，可教师行业在中国的地位太高了，垄断了政治权力。

佛教已经堕落到一个个和尚只知道香火钱，世俗到了寺庙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如果每一个和尚都是苦行僧，保持着唐僧时代的那种精神，没准能够走出去。

道教推崇的是闲云野鹤的思想，你爱信不信，老子高高在上。

但西方宗教，却用更高级的管理和组织能力进行扩张，他办学校，办医院，通过更严密的组织形式来进行传教，效率上自然比中国宗教要高。

当然中国传统宗教的没落，跟他们过于追逐政治的支持有关，儒释道基本行都被政府收编了，儒教不用说了，历代王朝没有不厚待孔家的，道教也通过册封天师的方法拉拢到政府一边，只有一个佛教比较贴近老百姓，但已经世俗化了。依托广大信徒的资源，和尚们兼任着商人、地主等等角色，就是不肯苦行僧一般的传教。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权大于神权的国家，已经打压了宗教几千前，周琅毫不担心天主教的传播会颠覆他的政权，改变中国政权的强势地位。

担心的不过是传播的过程中，跟传统势力发生冲突，然后带来巨大的混乱，比如神父深入乡村，有可能被信仰当地宗教的百姓打死，等到天主教信徒躲起来之后，就成了了两拨信徒之间的械斗，这些情况清末都曾经出现过。

因此周琅拒绝神父们去乡村传教。但这对天主教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展，他们纷纷表达对周琅的感谢。当然对他们试图游说周琅接受洗礼的举动，周琅果断拒绝了。而又不需要二鬼子身份，获得西方国家的政治保护。他是要站起来跟西方人正面争夺的，工业革命之前的中国，还是有这个力量的。

所以周琅对朝鲜的教案没有进行问罪，但还是提了出来，对朝鲜官府擅自杀害中国人的行为进行了当堂质问，使者大汗淋漓，朝鲜小皇帝刚刚继位，朝政混乱，如果中国当真要对朝鲜问罪的话，对朝鲜恐怕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使者先是将那件事详详细细的解释了一遍，最后以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周才刚刚建立，他们尚不知情，否则一定回来报告的为解释，试图解决这件事情。

周琅点头对使者的说法表示认同，让使者大大舒了一口气，但周琅随即提出，这种事以后绝不能在发生，使者表示朝鲜国以后肯定不会擅自处置上国国民，若有上国国民在朝鲜违法，一定会补拿递送给上国朝廷处置。

周琅表示这就不必了，若这样等于是鼓励大周奸民去朝鲜作奸犯科，出于对朝鲜国的厚待，周琅同意朝鲜国按照自己的律法处置进入朝鲜的大周百姓，但要求朝鲜官府一定要事先告知大周。

为了沟通方便，周琅表示，要在朝鲜派驻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