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告诉日本使团，他十分关系日本人民，不希望日本发生战乱。愿意调停幕府跟大名的关系，向日本推广现代工业理念，告诉日本人，如果日本，中国的工匠一个人生产的产品，抵得上一百个日本工匠。如果日本人不学这些工业技术，日本将会一直穷下去，穷的吃不饱饭，穷的养不起儿女。

为了解决日本幕府的财政困境，周琅表示愿意向日本幕府提供援助，给予一笔长期的无息贷款，又告诉日本幕府，救急不救穷，如果日本不能靠自己的勤劳富裕起来，迟早还会陷入困境。

马尔萨斯理论已经通过中国传入日本，而且中国人并没有直接翻译英国人的著述，因为相同的道理中国也早就发现了，只是没有马尔萨斯如此系统化的进行论证。更没有引入数学和逻辑学原理，来进行数学解析。只是单纯的明白人口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道理，提出过限制人口增长的观念。

中国自古一来就是一个对人口极为重视的国度，从两周春秋战国有文字记录一来，诸子百家都对人口问题发表过观点，但在早期大家一致的观念是君主应该致力于增加人口，因为当时中国是土地大，但人口少。管仲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墨子认为缺乏人口耕种的土地就没有价值；孔子主张“广土众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则是孟子提出来的。

在这些指导思想下，中国古代动辄采取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跟后世的计划生育是限制人口不同，主要是为了增加人口。官府推动早婚、早育，对不肯生育现象进行打击，许多朝代，在战乱平息后，为了迅速增加人口，都采取政府惩罚晚婚，鼓励早婚的现象，甚至出现过强令僧尼还俗婚配，强行为过了十四五岁没有结婚的男女指配婚姻等等现象。这也是中国古代人口一直比同时代其他国家多的原因，因为政府建立了针对人口问题的管理机制，虽然这种机制看起来不是那么仁道。

由于长期中国人口相对国土来说是不足的，因此统治者一直将人丁看作重要的政绩。

但也有认为人跟地应该相互匹配的，比如商鞅就提出过，“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东汉时期学者王符提出，“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

真正开始对人口过多产生强烈担忧的，还是宋朝以后的事情，这时候中国人口才真正意义上过剩。宋朝的苏东坡就提出过，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希望官府能够均户口，安万民。但这还是小农思想，主张平均分配土地政策。到了明朝徐光启时候，依然是移民西北这样的让人能有地耕种的思想。

到了清代，人口问题更加严重，关心人口问题的学者更多。跟马尔萨斯同时代的学者洪亮吉已经开始用数学方法来表达观点了，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治平篇》中提出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这是首次开始提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的一种理论，“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感叹“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担心兼并现象，“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洪亮吉发表的政论，跟中国古代文人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数字不够严禁，喜用十百数千等词，没有数字化对比，还有就是只提出问题，往往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洪亮吉之后，1814年，出生在大周时代的学者汪士铎也关心这些问题，他提出“天地之力穷矣”表达了中国土地已经开发到了极限，但人口依然继续增长“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忧虑人口过剩“人浮于地者数倍”、“人多则穷，地不足养”。

他的这些理论，依然没有高过洪亮吉，但他提出了解决办法。汪士铎这个家伙是一个奇葩，他的理论十分特殊，提出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非常狠辣，提出官府应该采取强制溺婴，“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严格婚姻和生育制度，强制晚婚，采取“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等政策。限制生育，提出“广施不生育之方药”，让生了一个孩子的妇女禁止生育，“妇人服冷药，生一子后服之”。对违反规定的，“违者斩决”！

这些理论被周琅代表的政治力量所利用，将中国地力已到尽头，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人民的危机感四处散布，目的则是为了给加入世界战争寻找理论依据。告诉国人打仗是为子孙争土地，今日不争，明日就得饿死，今人不争，后人就得饿死。

汪士铎还有重商的思想，但他还是站在最高的角度来看待商业问题的，他发现徽商常年在外经商，安徽南方徽商聚居地区的人口较少，而且家家殷富。推崇治民须欲民富的思想，所以鼓励经商，同时限制人口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