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既已叛墨，显然不再遵守非攻、兼爱、节用、不售义等墨者道理，正可为主上所用。”

“若放这些人于西河，守大荔、阴晋、武城、河曲……则秦人必不能破城。秦人疲惫，我再领武卒前往，以逸破劳，无需多费兵卒。叛墨守城，我攻围城疲惫之秦，又能省下一半兵力。”

“再加上宿麦新谷、什伍编成，西河之兵可分一半于河东。威慑赵氏，若得机会，攻取邯郸、中牟，赵膏腴地尽属魏。”

“齐乱外强，有牛子之乱、公孙会之乱、田和田昊兄弟相争，二十年内无力阻魏。”

“卫弱而肥，一攻可下。”

“韩郑血仇，韩地又近楚。楚王虽新立，但却勇武好争，韩若求存必求魏。二十年后，三晋中韩魏又可结为一。”

“如此一来，二十年后，天下大势可定。无非魏、楚之争。楚地大而广，不能一攻而下，百年之内如蚕食桑，这便是中山君以及子孙的事了。”

李悝知道吴起之才，不只在于军阵练兵，更有相才，雄图大略也非常人可比。

原本武卒选拔不易、又要脱产训练，以此时的亩产数量供养三五万武卒已是极限，不可能再多。

三五万武卒，虽然可以仅靠西河一地压制秦人不能东进，但却不能够分兵去帮助争霸中原。

若在别处训练武卒、改革军制，又会遭到魏公族的反对。

前一阵中山国被灭，魏斯封儿子魏击为中山君，已经招致了魏国公族的极力反对，甚至引发了一些动乱——魏击是继承人，封他为中山君也就等于二三十年后君权直辖。再加上已经实施变法、之前属秦且没有公族势力阻碍的西河地，公族们明白二十年后国君的势力将不是自己能阻挡的，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吴起却从冬麦新谷和那些叛墨中看到了一条不用过多触动公族利益，就能在原本基础上增强西河与国君力量的办法。

李悝如何能不重视？

略微一想，就觉得吴起的办法正可以实行。

如今函谷关、崤塞都在魏宗手中；华山、梁山这两座压制秦人的山脉也是魏宗所有，沿山脉修筑的长城保证了秦人如果攻不下西河只能在关中自绝于中原，绝无机会染指天下。

山西，是北方的战略制高点。得山西，攻守自如。

秦人如今被夹在山外，什么崤函之固的说法对秦人来说此时算是做梦，山河之险此时属魏。

如果能够多出三五万武卒，整个战国的局势就会出现变动。

宿麦新谷，将来必定天下种植，但天下诸国完成了部分变法的只有魏地西河，如果没有配套的变法来适应着新的生产力，并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战争力量。

如果赵氏被魏氏逼得不能南下，那就只能北上发展。一旦赵氏攻取了河套地，不需要经魏人所有的西河，就能自北向南威胁到贫弱的秦国，到时候整个战国的局面就会大大不同。

再者若那些叛墨助吴起守西河，秦人急切间不能破城，待秦军疲惫，吴起再从容调动武卒围杀，可以节省兵力。

这样的守城等援的战术用上三五次，秦人不出动倾国之兵就不敢再来袭扰西河。而要出动倾国之兵，每一次攻击西河的间隔时间就会延长。

因为出动的兵力越多，提前做的准备就越多，所耗费的时间就越长，而吴起也根本不怕与秦决战，反倒是讨厌秦人三番五次找机会就围城。

如今如烂牛皮一样三五年就来一次，而如果给秦人几次教训恐怕间隔时间就会从三五年到积聚十余年才有可能来一次。秦国不改革，时间站在魏人这边，时间越长双方的实力差距越大。

那些叛墨又通器械、稼穑、什伍等手段，筑城筑墙之法也是天下一绝。只不过因为非攻这件事，墨者不可能前往三晋，如今那些叛墨就是最好的机会。

李悝不担心胜绰的事，这人的事他也有所耳闻。既然是喜欢俸禄功名，那就是和吴起差不多的人物，这样的人物需要给他们足够的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报复。

只要自己说动主上，遣车前往廪丘相迎，给他名望；给予他利禄，给他富足；那么这人必然能用。

可这宿麦、新谷、垄作、田亩等事，是那个叫适的人发起的，李悝实在是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于是问道：“君曾仕鲁，也曾见过墨翟，又学于曾申，对墨者之中人物必有了解。这个叫适的，是什么样人，可能为我等所用？他于宋地，不被重用，可能来魏？”

他想，这个叫适的学于什么赛先生与唐汉之类的隐士，或许这两人是老彭那样的人物。

新谷既是这个叫适的年轻人所得，那么稼穑之术必然精纯，若能用，重农之策更易推行。

在宋地不被重用，要行义还要请求权臣才能允许，或许能来魏地？

不想吴起听后，直接摇头。

“此人年轻，尚未及冠，我之前并不知道此人。但我却知道此人必不能为我们所用。千金或可聘胜绰，但聘那些不曾叛墨的墨者，绝无可能。禽子当年若不离开仍在西河，如今只怕已是大夫，可他并不后悔，墨者大抵如此。”

“这正是我来寻您商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