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赞叹、或是反驳、或是怒斥、或是表示同意……不一而足。

这本就是墨者的风格，或者说是墨翟的风格，他对学问的看法从对仲尼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我非议儒家，但是儒家也并非一无是处。

所谓“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鸟干燥的时候飞得高、鱼热的时候潜的深，这是天志。即便大禹、商汤这样的才能，也是不能更改的。鸟和鱼够愚蠢的了，可只要符合天志，大禹商汤都改不了，难道我墨翟就不能称赞几句仲尼说的对的地方吗？

以墨者一家对抗其余诸子的学术世界观对抗，就此开始。

列子作《汤问》，反驳墨者的《山海经》世界观，讲诉了许多奇异而充满美感的故事。

譬如愚公移山、夸父逐日、辙沐食子、炎剐其亲、义渠火葬的故事。

而适则用一种此时还未出现过、但墨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剥开了外面面纱的、裸露而又血腥的道理，一一解释“辙沐族为什么杀第一个孩子、义渠人为什么选择火葬”等等习俗。

第一次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的世界观，借助这场辩论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

虽然在告子来询问墨子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宣义部部首的时候，列子等人的反驳文章还没有送来，可是墨者内部都确信这第一场辩论墨家已经赢了。

因为他们觉得还是适的理解更为合理，也更容易让人明白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一切。

然而实际上仔细考虑，其实墨者内部的逻辑也有漏洞，但这个漏洞必须要先精通墨者的三观，然后才能反驳，否则就是不败的。

因为沛县万民约法时的道理，是历史唯心的，以静止不变的观点推出了“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这一套东西。

而伪造的《山海经》里的世界观，则是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的那一套，借用天志乐土的名义，将此时出现的各个社会形态以生产力为衡量分析出那是最优解。

前者温情脉脉，人们喜欢；后者彰显真相，血腥压抑，人们不愿去接受。

毁掉天下的，永远不会是天下人愤怒的东西，而往往是天下人喜欢的东西。

但此时，这种愤怒和喜欢还不是最终决战之时，因而他们在这一刻目标出奇地一致、合拍。

对外的世界观一事上，墨者绝对全面领先，无论如何也输不了，最多会分裂。

因为已经站的太高，除了自己人打败自己人，别人是打不败的。

极致也不过就是墨者内部将来条件成熟了，分裂为沛县万民约法派和天志乐土推理专政派。

于此时的墨者团体而言、对于新成立的宣义部而言，列子的这一篇《汤问》无疑是宣义部交通吏打赢的第一场仗。

墨者内部满满兴奋，众人也对适提前布局的手段赞叹不已。

宣义部成立的时候，在各大都市已经有墨者的店铺和工匠会的存在，成立之后如同顺水行舟，顺畅无比。

工匠会早早成立，商丘陶邑两地，工匠会已经开始运转，组织起来的工匠们在学习新技术的同时，也在不断接受墨者那一套市民理论。宣义部下属的工匠吏运转轻松。

沛县以磨坊、油坊、良种新谷基地田、天鬼祭祀等活动为中心，也将原本分散的农夫经常地聚集到一起。稼农吏的运转也不难，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流窜到各个乡亭以磨坊为中心的地方宣讲道理——既然种植了冬麦，磨坊便自然成为了中心。

适作为沛郭乡校校介，这半年多已经很少亲自出面去做宣传讲义的事，大多时候都是自己写出文章传授宣义部的其余人，或是编写一些戏剧深入到各个乡亭的磨坊祭祀地做宣传。

但这一次他却将在乡校教学的事暂时停下，亲自带人前往各个乡亭。

原因很简单，从楚国墨者那里传来消息，楚人已经做好了出兵准备，要趁着三晋刚刚封侯、郑人与韩大战、伐齐后休养生息的机会，北上质问宋公叛楚之罪。

这是难得的机会，伐宋肯定不会经过沛地，而是会征集阳夏之师、陈之师、焦之师等军团和楚王的王辖军队，过沙水直围商丘。

不趁着这时候彻底解决沛县的问题，就会丧失机会。

包括大族、修水渠、开河、集众人之力挖矿冶铁的事，都必须趁着这个机会解决。

这件事需要提前做好舆论准备，等待那个天赐良机一到，立即动手。因而，一直在乡校的适带人出去，亲自做宣传鼓动工作。

毕竟马上就要秋收，今年风调雨顺，众人对墨者的信任、墨者自身的威望已达最高。

不解决水渠和铁器的问题，只会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