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各种变革，都是以能得多更多的赋税为准。

宋地的制度相当混乱。

有授双倍田的，因为没有堆肥、深耕等技术，需要两块地一块撂荒，另一块耕种，以作轮流。

这种双倍田的，将撂荒地也征收什一税，因此被称之为什二税。

有单份田，征收什一税的同时，又要参加井田制下自己私田数量的公田劳作，九户而一公，也算是什一税，因此也是什二税。

还有原本的麻税、帛税等等古怪的税种。

贵族封地之下的农奴还需要为贵族承担一定的劳动义务，打仗的时候也需要作为徒卒被征召，履行军事义务。

非贵族封地之内的农夫，则要承担让他们相当不满的税和赋，还有包括喂养军马、乘车牛之类畜生的劳作，让他们苦不堪言。

土地是谁的？

这是一个怎么都说不清的问题。

天子、公爵、侯爵们说这些土地按照礼来说是天子的。

天子分给诸侯、诸侯分给大夫、大夫分给士、士再分给农夫耕种。

所以农夫要为上级履行各种义务，名义上就是以土地来换取的。

土地到底是谁的？

如果是周天子的，那么墨者这么改私亩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墨者是讲求道理的，尤其是和别人辩论的时候，更要求讲道理。

土地是谁的问题，在墨者内部早已经有了定论、财富从何产生也完全有了统一的意见。

只不过这道理暂时不需要给民众说明，而是需要慢慢地灌输……

民可以使乐成、不可使知始，用在这里不算完全错，民众对于私亩的要求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不过私亩需要铁器牛耕为支撑，最好还是以十户一组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

如今铁器已经出现，宋国马上大乱，墨者兵锋正盛，这时候不做这种变革，日后机会更少。

沛县名义上不是墨者的，仍旧是宋公的，所以赋还是要收。

但是，这一次墨者前往商丘守城，要的就是赋和税的支配权，所以这赋到最后仍旧不会交到宋公手中。

贵族以军事义务获取封地，墨者实际上也是用义师来作为军事义务，换取一整块封地。

只不过因为宋国经常挨打，很难打别人，所以又符合墨者“非攻、拒不义之战”的理念，这里打了一个小小的擦边球。

如果税和赋保持不变，沛邑的民众已经亲眼见到了墨者在稼穑事上的改革，因此对于这种摊赋入税的变革极为支持，这很显然对他们有利。

不谈那些其余条件，单单是墨者想要从贵族的私亩中征税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让民众支持。

很简单的算法，再愚笨的农夫也可以知晓：税赋总量不变，贵族的私亩征税，也就意味着税赋也由那些贵族承担一部分，分到其余田亩上的就少了。

这种事，就算到战国末期在一国之内做起来都极为困难。贤名的平原君，就因为征自己家亩税的事，和征税者翻过脸。

再者，这涉及到私亩制度之下，那些租农的租税问题。一旦从贵族的私亩上征税，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从租农的手中征税，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很容易被煽动起一场叛乱。

墨者必须保证五个条件，才敢做这件事。

其一，天下局势有变，君侯的目光数年之内不会放到沛邑。

其二，墨者的军事力量足以镇压可能翻脸的贵族。

其三，墨者对沛邑足够熟悉，有足够的可以丈量田亩的“士”作为基础官吏。

其四，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在承认贵族私亩不分田的情况下，保证贵族私亩上的租农不会反叛，而是会主动加入到墨者这边，一同逼迫贵族售卖无人耕种的私田。

其五，墨者的稼穑技术传播、各种试验田、乡亭亩产可以直观地让沛邑民众认为，摊赋入税，是一项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不需要太多宣传就会支持。

为了这一条法令、为了这五个条件，墨者等了两三年，如今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哪里还能错过？

所有权制度是一切变革的基础，所以一旦动了这个，剩下的配套政策也必须要全面配合实施。

适在民众欢呼之后的安静之后，又开始说明剩余的几条必须做的变革。

“其二，度量衡变革。”

“所有沛县及其周边乡亭，全部禁止使用原本的度量衡。”

“长度、亩数、面积、重量、数量……全部由墨者书秘吏核定，具体的度量标准物就在沛郭乡。”

“其后，赋税、田亩等缴纳；平日交易，全部以新度量衡为准。”

“废除旧尺、釜、豆、镒、斗、石、升等度量衡，统一为墨者规定的新度量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