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指也活络地说了一些彭城发生的趣事，却也没有问一些可笑的、诸如“我什么时候跟着你做事”之类的话，若他连这样幼稚的话都能问出，恐怕也不可能会有资格参加这一次的同义会。

当年商丘政变后，墨家威逼宋公与贵族们达成协议，彭城作为宋国贰都经营，实际上就算是商丘政变墨家调解的谢礼。

几方人都不想招惹墨家，但彭城与沛县还有不同，在彭城的政策和沛县还是略微不同。

一部分贵族认可了墨者的法度，换取墨家对他们土地私有的承认，融入了新的规矩制度。

另一部分不认可，但墨家又不好直接出面镇压和天下诸侯直接为敌，于是先行稳住。

彭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之后两年，矛盾就尖锐了起来：一方面是生活蒸蒸日上的自耕农，另一边则是处在半农奴制度下的封田禄田农夫。

于是墨家来了个釜底抽薪之策，在彭城站稳脚跟之后，立刻组织了大规模的垦荒，从沛县沿着泗水调集了大量的粮食。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征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后，宣布变革。当然，这种变革的合法性是违背时代的，因为墨家所谓的绝大多数民众，在时代的规则之下并不是人。

变革的政策十分简单，而且极为温情脉脉。至少看上去是那样的。

法令规定，任何农民在不占用贵族封田禄田的前提下，可以离开村社和公田，执行开垦土地，缴纳原本他们要承担的赋税即可。

然而，这个法令立刻遭到了地方贵族的反对。

因为法令给予农民自由，将贵族的廉价到近乎免费劳动力来源给取走了。

此时缺的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

贵族们的土地墨者一分不取，问题在于贵族们怎么可能亲自去耕种土地？再说一家老小也耕种不过来那些多的土地，加上原本的封建义务被取消，这对于守旧贵族来说是致命的。

以《七月》来看，农民平时的封建义务极多，包括给贵族们提供无偿的劳动、修缮房屋、围猎、训练、无偿收获耕种……

墨家的这个法令，是在“道义”的基础上，彻底毁灭了贵族的经济基础。

借用泗水自上而下的优良运输条件，可谓是要粮给粮、要铁器给铁器，目的就是逼得彭城本地的贵族们“造反”。

如果是正常的封建王朝，这个法令执行起来毫无意义。然而墨家上下对基层的控制力不是腐朽的封建王朝后期能比的，短短几天时间，在雄厚的物质支持下，大量的原本贵族禄田封田的农夫希望拥有自己的新垦地。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对于贵族们恋恋不舍，墨家也不管这些人。

几天之内，贵族们就慌了神——人跑了，要地有卵用？

若是以往，只是小规模逃亡，抓回来处死以儆效尤，反正是贵族秘密法。

可现在，是成文法，法的合理性有来源于墨家的“公共意志”。再者，墨家准备了足够的粮食，大量的可以开垦的上好大泽荒地，无非就是吃两年苦的事，守旧贵族们终于惊慌。

墨家碍于现在不方便直接对贵族痛下杀手以免引起诸侯们的恐慌，本来准备采用温和一点的“二十年赎买”的半强制政策。

奈何守旧贵族们纠结力量来了一场叛乱，喊出口号要驱逐墨家暴政、酷政。

正巧是牛阑邑之战刚刚打完，魏楚都知晓了墨家技术的可怕，天下局势对墨家大为有利，魏楚谁都不愿意为“礼法”出这个头，而惹怒了助晋则晋罢、助楚则楚罢的墨家。

这种情况下，商丘那边庶民院施压，逼迫宋公子田和询政院令尹皇父臧认为彭城发生的事是一场“叛乱”。彭城这边立刻平叛，连杀带吓，几多贵族被杀，剩下的纷纷表示“悔改”，支持二十年赎买的政策。

没死的纷纷逃亡，土地直接收为“公众”所有。剩下悔改同意赎买的，墨家也根本没给金子或是铜，而是给了一堆纸币，离开墨家控制区和周边宋国城邑根本花不出去，不过倒是可以入股到彭城的煤炭和冶铁作坊中。

凡变革没有不死人的，彭城死的人比沛县少多了，沛县的变革可是趁着商丘政变宋公皇父臧都又求于墨家的时候把本地贵族杀了个干净，彭城的相对于沛县来说已算是相当温和，只死了几百人。

大量的士和落魄贵族，成为了私产制下的经营性地主，加上和酿酒纺织等手工业融合的新作物，让他们收入大增，也没有对墨家的政策极为抵触。

终究此时地多人少，土地问题没有那么尖锐，墨家强大的执行力和大片可以开垦为耕地的荒地缓冲了矛盾的尖锐。

这些都是适知道的，在墨家内部这都不是秘密，这种时候公造冶自然不会说这些事。

他只是在几盏酒之后，说起了他的一个重小义而不知大义的“朋友”。

这个朋友的故事，适听过。

而此时，适在酒后唯一的感慨，就是……《广陵散》从此绝矣。

因为千古绝唱《广陵散》，源于一首名叫《聂政刺韩》的古曲。

公造冶酒后唠叨的这个知小义而不晓大义的朋友，名叫聂政。根据在齐地、卫地的墨者听闻的消息，现在在交好聂政的，可不只是韩人严仲子，还有叛墨胜绰、秦公子连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