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众人无言以对的时候，卫让起身道：“你说的不对。”

“墨子言：上古之时，百人百义，天下混乱。义即为利，人人求利，便是人人求害，因为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都可以伤害别人，这对于‘兼’之下的天下人而言，这是不利的。”

“在论法是否符合天志自然的时候，要论的是天下人，而不是个人。我求利无罪，可我若求利，伤害了别人的利，那就是有悖于自然的。自然生天下人，便是要让人过得更好，这里面的人是每个人，但却不是某个人。”

郑国的讼师冲着卫让行礼后道：“您的话，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您认为法有一部分是人定的，而人定的法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要以是否符合天志、合于自然为准。”

“不合的，就是恶法，是可以不遵守的。”

“合的，那就是善法，是必须要遵守的。”

“那么，既问到这，商汤代夏、武王伐纣，是不是违法呢？”

“虽然，上古之时并无纸张，记载极少，可是我想，那时候夏桀与商纣，都制定了法，法中一定规定了不能谋反，这应该是没错的吧？”

卫让思索之后，迅速答道：“商汤、武王，这都是违背了人定之法。但是那时候的人定之法，不合于天志自然，违背了天下人之利，所以商汤、武王虽然违背了法，但是因为这个法不合于自然，因而无效。”

“故而，商汤、武王无罪。墨子虽说，犯禁有罪，可也一样说了，天志为规矩，天志至大。”

郑国口音的讼师点头拜道：“是这样的道理。这天下的法，至高的是自然、天志。然后才是人定之法。”

“之前国君的法令，并没有让民众得利，并且危害了民众之权，是以违背了自然之法，故而推翻暴君并没有错。这是合于天志自然的。”

“正是，汤武革命，革命无罪。”

这振聋发聩的八个字说出，在场众人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点点头表示赞同。

原本愠怒的心情，也随着这个郑国口音的讼师公开表达了支持民众的意见而逐渐缓解。

郑国讼师又道：“可是，即便是墨子，难道就能够知晓所有的天志吗？”

卫让摇头道：“不能够。如脚下大地是圆的这是以往不能够知晓的，比如太阳为什么热这也是不能够知晓的。天下人无人能说知晓了全部的天志，墨家也只是给出了验证天志的办法，却需要很久才能够知晓全部的自然之道。”

郑国讼师又道：“如此说来，自然法是需要随着人们对天志的理解，不断变更的。今日这件事可能是被众人认为符合天志自然的，但是明日可能就不对了，是这样的吗？”

“当然，也有一些可知的。比如说汤武革命、革命无罪。只要暴政侵害了民众的利，使得天下人受害，那么这一定是错的，这是一个准则。还有其余的准则，比如不能掠夺别人的私产，因为土地归于自然，人们通过劳动使得土地归于劳动之人，所以掠夺别人的财物也是违背自然天志的。”

“众人合义而制法，制定的法，是人定法。这个法要以自然天志为准则，但并不能直接用天志自然，是这样的吗？”

他这样一问，在场诸人包括卫让都不得不点头，说道：“你说的没错。”

郑国口音的讼师再次冲着众人和民众一拜，说道：“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

“首先，任何的法要以合于永恒的天志自然为最善的法。那么，自然之道，可以作为人定法的纲。”

“若要制法，便要分出宪和法。”

“宪为自然、为天志。如人的利、人的权、天下之利、天下之富，这是总纲。”

“法为人定，为众义。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盗者监禁劳作，这是细则。”

“你们要明白，杀人者死，不是天志、非为自然。而是因为杀人者侵害了被杀者的生命之权，众人商定之后，要定法处死。”

“天志可没说杀人者死。”

“天志只说人应该活着，人有生命之权。杀人者死的法，有利于兼人，合于天志，合于自然，所以这是善法。”

“人们通过知晓最基本的天志、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利用理性，以墨家说知之法，推出杀人者死，才能够利于天下人的生命权。”

“而不是说，天志说，杀人者死。天志只无言说了，人生于天地，活着便是最大的利。我们是由此。利用说知的理性，推出的杀人者死应该为法。”

郑国口音的讼师最后总结道：“故而，老聃言道法自然、墨子言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规矩，这说的是自然法。”

“而墨子又言，惟害无罪、犯禁为罪。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人定法。”

“人定法要合于自然。惟害无罪之词，适用于人定之法。汤武革命，革命无罪，这是适用于自然天志之法。”

“商纣、夏桀没有违背人定法，但是他们制定的法违背了天志，因而天下人不需要遵守他们的法。因为自然大于人定，人定要合于自然，否则便可推翻、更改。”

“那么，你们昨日才规定了囤货居奇为罪，这只是人定法，是适用于墨子所言的惟害无罪的说法的。可是，这个人却是在昨日之前就囤积了而且昨日之前已经被抓，所以他惟害无罪。”

“但是，以后再犯，那就是罪。囤货居奇，抬高物价，颠覆集市，还牵扯不到宪纲之上，亦不是违背了自然天志，这只是违背了众人制定的法。”

“因而，我认为，应赦其无罪！”

“而且，既以自然、天志为纲，那么人定法若是不符合自然、天志的，是可以更改的。邦国不可无法，法的制定又要合于自然、天志，故而我认为应该先制宪纲，再制法令。”

“否则的话，又怎么知道制定的法，是否违背了自然、违背了天志呢？制法总要有个准则，总不能随口一说，什么是罪、什么是错。即便这法是善法，但是也违背了墨家的道义。这就像是一个人射猎的时候无意中射死了商纣王，与武王起兵伐纣让纣王死于鹿台，同样是纣王之死，看似结果一样，但其实根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