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辩论中求同存异的“同义”的基础上，各自为政，在大义同的前提下小义各异，让宋国继续存在，作为百家的试验田，使得宋国绝对没有可能集权。

既说君子朋而不党，但如今正统的贵族君子已经所剩无几，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归纳其义则为党，宋国随他们去搞吧。

在此设想之下，适将自己的想法大致地说了说。

有人道：“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议一下。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杨朱还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农家更不必提。操作起来却也不难。”

“本身诸多学派都在宋国活动，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辖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贵族，也更容易适应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礼法、反圣人的。”

此时信徒的含义，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着这是一些有治国理政能力的识字阶层，虽然在泗上已经不稀罕，可在别处那都是人才。

没钱就不可能认字，不认字就不可能知道道义之别，不知道道义之别就不可能选择道、农、儒、杨等学派。

最底层的农夫，他们其实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区别。

贵族既然可以凭借门客和家臣统治封地，其实一个学派依靠学派的徒众统治一城一邑也非难事，最起码要比那些旧时代的贵族管辖的好。

另一人道：“只是农家学派要注意一下，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想法……过于空想，而且……绝对不适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区。”

适道：“除了商丘城内的失地民众外，他们在商丘和泗水地区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没有民众的基础。”

“但是，一些贵族的封地，却正适合他们。”

“一则那里的土地确实需要均分，二则一些贵族依靠权力以门客家臣和依附的商人经营商业赚取利益，民众确实怨怒，既怒贵族也怒商人，他们的市贾不二价的想法在那里必能受到民众的认可。”

“但若是陶邑，你看看农家哪里有人认可？我是这样看的，道家既有无为而治一派的，我看就可以就近安排在靠近泗上的地区。”

“一则那里工商业发达，二则土地早已经私有买卖，三则无为而治的后果就必然是大的越大、小的越小，我们可以在泗上接应，也可以使得那里继续土地兼并使用，为我们继续提供粮食、棉花以及人口等。”

众人也都觉得可行，这样一来等同于将除复古派真儒之外的学派都拉到了宋国之中。

本身杨朱、墨家和儒家就是天下显学，再加上其余百家，等同于天下士人的大部分都在其中，剩余的也就是那些没有什么道义理念的士人。

让农家去泗水附近和陶邑去搞“真正平等”，那是要出大事的，而且也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最重要的是对泗上大为不利，本身靠近泗上的宋国地区的农业已经基本完成了经营兼并的萌芽，佣耕制和大片土地经营制是比自耕农更有效率的，有泗上这个工商业发达地区的需求，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市场：那里归不归墨家直辖，并无区别。

农家的真正平等的思潮，是无奈的空想，是失地农夫的幻想，因为作为最底层，他们承受着贵族的盘剥，也承受着商人的盘剥，所以他们既希望贤者与民并耕，又幻想地希望市贾不二价。

对于一些受贵族盘剥严重的封地，这种学说既有民意基础，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解放。

对于农家的安排，适道：“我觉得，可以将他们安排到靠近魏、楚边境的地方。”

“将来万一有事，那里也将成为我们重要的助力，除非魏楚都承认农家在那里的治理、不从农夫手中收回土地，也不征税。”

这是明显的把农家和墨家绑在一起的举动，但即便如此明显，想必农家也会接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道义，最多也就是在楚国有并耕而食、共同劳作等劳交换的空想乌托邦。

操作起来也极为简单。

一旦墨家出兵，迅速将宋国贵族的力量扫荡一空，在不撤军之前，宋国的局面看上去必然无比稳定。

但实际上，一旦撤军就是一个权力真空。

戴琮手底下没有足够的官吏人才去直辖；宋国内部也必然要先为大义宪律争论一段时间；原本贵族管辖范围之内的管理者要么逃亡要么被俘……这便是各个学派活动的机会。

等到局面稳定，戴琮就会发现，自己所能管辖的范围其实也就那么大，各地的地方势力都会掣肘，到时候他也只能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