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城军官暴动夺城起义之际，鄂邑城中，一场极为重要的会议正在召开，参加的都是这一次前往楚地任职活动的墨者。

对于天下，重建才是目的，打碎旧的只是手段。

这也正是为什么泗上墨家的军力已经可以完全碾压楚国却拖延了这么久才动手的原因，为的就是打碎之后可以迅速重建新的秩序。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传达泗上一个月前的一场重要会议的决议，也是在讨论鄂地的实际情况。

鄂地为天下要冲，又是江汉大门，这里将是墨家在楚国变革的第一站，也是开门一炮，能不能打好极为重要。

除此之外，泗上有意将鄂邑作为楚地新郡的郡治所在。

一方面鄂地有煤、有大冶山铁矿、有大冶山铜矿、有金矿，又有长江水路，正是整个楚地最适宜发展基础工业的地方，条件极佳，完全可以复刻一下泗上的煤铁行业，使之楚地迅速整体进入铁器时代。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今后出现割据江汉的情况，鄂地此时还不发达，必要大量移民；而其位置又在要冲处几乎是四面受敌所以作为郡治最不容易割据。

至于泗上一个月前的那场关于楚地的会议，是关于今后的路线到底怎么走的重要会议。

七年前适借助无疾而终的逢池会开始清理泗上的非攻立国派之后，逐渐达成了同义，但新的矛盾也已产生。

七年前，墨家的一部分人就开始倒向农家，墨家和农家关于将来天下建设的分歧也越发严重。

墨家批判农家是空想，农家批判墨家是打倒了贵族扶起了作坊主，还指责墨家就是天下第一号的大作坊主和大商人，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泗上的情况很特殊，为了战争的需要，泗上的农村采取的是类似于合作社的村社制度，泗上农村的人既是雇工也是土地拥有者，在这种制度之下既保证了兵员人口的稳定、保证了粮食产量，又使得村社可以组织起资本和劳动力发展一些轻型的工业。

如造纸、木炭、石灰、酿酒、纺织等等行业，再加上货币政策的调整和货币税取代了实物税，以及对周边的吸血政策，使得泗上的发展远高于别处，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景象。

但泗上周边的情况就不一样。

宋国之变后，宋国这个距离泗上最近的、被泗上影响最深、最受泗上工商业发展影响的、扫清了部分贵族残余的国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各个学派都在宋国进行着理想社会的尝试，除了复古派的儒家之外。

而整个宋国也出现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发展。

第一种模式，便是距离泗上最近、士和贵族阶层最早完成转型的地方。

他们在宋国之变中选择支持墨家，而他们的发展也和泗上息息相关。

本身他们就有封地，有财富，随着泗上工商业的发展，他们开始经营自己的封地、扩大自己的私田，采取了许多的手段，极力压榨封地上的农夫。

他们拥有资产，可以购买耕牛马匹、购买铁器农具，扩大种植面积，将粮食、棉花等源源不断地售卖到泗上。

而他们财富的来源，主要还是封地上的农夫。

一方面农夫选择了逃亡到泗上，补充了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的廉价劳动人口；另一方面经过这种残余着旧制度的封地体系受益，这些贵族也完成了转型，成为了大型土地的经营者，为泗上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材料和粮食。

宋国政变之后，这些人的利益没动，底层不愿意忍受的一批人早逃亡到了泗上，而剩下的逐渐开始适应这种雇工生活。

第二种模式，则是距离泗上略微远一些的地方，将土地按照人口分配之后，允许买卖，彻底打碎了原本的土地。

数年时间，剧烈的贫富分化便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因素之下，富裕者越富、贫穷着越穷，无为而治顺其自然，

富者开始养育马匹耕牛，堆积肥料，能够种植各种作物配合泗上的工商业发展；贫者经营不善，稍微出现点意外就难以维持，最终卖掉了自己的土地。

一部分富者拥有数百亩的土地，开始雇佣农工劳作。

贫者要么成为雇工，要么逃亡泗上。短短七八年时间，虽然不至于过于严重，但是痕迹已经非常明显。

这两种模式，都是泗上默许的，甚至是支持的。

一方面不用担心不稳定因素，泗上的执政能力和财政能力，哪怕工商业没有发展，也足以消化掉这些人口开垦新的土地。

另一方面，泗上工商业的急速发展需要原材料、需要粮食、需要人口做工。

尤其是伴随着这七年的扩军备战，工商业发展更为迅速。棉布纺织、木料加工、造船、油料、漆皮等和扩军备战息息相关的行业发展极为迅速，利润极大，到处都缺人。

然而泗上的村社作为稳定的兵员，政策是不允许出现宋国的这种情况的，泗上人口三十年不算迁徙逃亡而来的，自然增长也远超从前，可仍旧难以弥补这么大的用工缺口。

再加上政策倾斜保护泗上村社的稳定，更不可能从本地获取大量的廉价人口。

经过七年前的同义会之后，也确定了“乐土”的阶段性发展的道义，使得这两种模式都算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尝试。

这种尝试对泗上有利，但是对于那些失去土地逃亡的贫苦农夫而言，自然无利。

春秋时代的村社传统和井田制思想残余，在一些失地者那里颇有些回流反动的意思。

譬如村社土地不能买卖、人死之后重新授田、村社自治之类的思潮，也开始有所流传。

于是便出现了第三种模式，和泗上的村社制度有点像但又完全不一样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