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嘞！”

之前的经验使李涛认识到，在这个时代，大量民工的动员，只靠由上而下的命令和惩罚，恐怕无法调动百姓的积极性，必须动之以情，诱之以利。

毕竟，刚刚解放他们的讨虏军，使难民们尝到了甜头——即便赖在杭州不出工、不出力，也能领到救济口粮，至少再也不用担心饿死街头。

他们已经意识到，新的官府貌似与众不同——他们无法容忍百姓被活活饿死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李涛十分清楚，在这个空前复杂的年代，最核心的动员工作，是量化民工的劳动报酬，并和物质、精神奖励挂钩。

直接的物质奖励，首先就是各种形式的工钱——在当时的环境下，单纯的银钱不一定能打动民众，必须以实物，尤其是粮食的发放为主。

另外，从长远来看，不同的民工参战程度不同，生活待遇也必须有所区分。

粗略地说，民工待遇主要分“供给”与“包运”两类。

其中，“供给制”主要针对常备民工，常备民工的任务，基本相当于旧明军中的杂役兵，所以应该享受部队战士的待遇。

李涛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是，必要时可以择优征召他们入伍，补充部队的减员。

而更多的二线临时民工，一般由后勤兵站提供伙食与茶水，另外还需发放一定数额的银钱以贴补家用，以免失去强劳力的一家老小受冻挨饿。

为了保证二线民工积极性，在“工钱低于商运，但又要使其有利可图”的原则下，在物资送达后，民工每运输百里，就可以拿走运量的一成作为提成。

以运输工具最好的大车队为例，一辆车两人两马（骡），一天的运程能拿到20斤左右的报酬，如果全队能够较好地协调伙食支出，计入来回消耗，全程每人每天能够额外赚到大概4斤粮食作为额外的工钱。

这个报酬已经有相当吸引力了——至少高于这个时代普通长工每月百斤工钱的水平。

在之前的长途征战中，李涛和夏博敏他们，就已试用过这套方案——以充裕的报酬保证了民工的积极性。

为了在标准混乱的农业社会精确计算物资，李涛他们还组织人力，同步下发了日历与秤砣、标尺等标准度量衡工具——这有点酷似秦始皇出关东征，灭六国的同时统一度量衡。

当然，他们也发现了弊端：一旦补给线超过500里，运量补助将超过货物本身，代价巨大……

最大的难点，是民工的动员与管理，由于以人力运输为主，不得不将民工分门别类进行量化管理。

在李涛的长远规划中，他将民工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划分。

按支前状态的不同，他将民工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随部队移动，负担军事后勤，脱产三个月至半年的常备随军民工；第二类，是负责把后方的粮食运到前方后勤站，脱产一周到三个月的二线转运民工；第三类，是把自己的粮食从乡村运到周边集中点，不脱产的民工，由于战乱和季节的关系，暂时还没有要求农民交公粮，所以这类民工暂时空缺。

按工种的不同，他又将民工分为担架、挑夫、小车、大车工等。

以地域来源，又划分为支队（府）、大队（县）、中队（乡）、分队（村）等组织级别，在不同等级的“队部”里，将派有人数不等的脱产干部进行管理，主要由民工所在地抽调地方干部组成……

精神荣誉方面，除了土改之后形成“驱除鞑虏，保家卫田”的大背景之外，他们还在民工中广泛开展“立功运动”。

立功运动以民主互评为基本方式，量化换算，五个三等功可“兑换”为一个二等功，五个二等功又可兑换一等功，而特等功则需要部队“首长”或者省府级负责人特批。

虽然在原则上，除了奖状外，立功并无其他的物质奖励，但对于底层普通农民而言，部队和政府所授予的官方荣誉，也是一种自古难得的奖励。

而且，作为政治上积极可靠的保证，立功民工回乡后，无论是参政、参军，甚至提拔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