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些年，他一直牵挂着她，不知她是否还活着，生活得怎么样，他隐隐约约记得她家的住址，他去找过她，可她家那块平房旱已被林立的高楼代替，在周围打听不到她家的去向。《乡+村+小+说+网 手#机*阅#读 》

他们的爱情从医院开始，他们的永别也在医院。他走了，将她心中残留的那点爱情幻想也带走了，她抚摸着自己那颗病残的心，它还在跳动。

她在家排行老六，是最小的一个，按理说，是父母最疼爱的一个。或许是面对接二连三的新生命的到来，父母的那份希冀与喜悦已渐渐淡化，或许是孩子太多，生活的劳累使父母无暇去更疼爱哪一个，从很小开始，她就觉得自己总是哪儿不舒服，可又说不清，除了发烧时能得到父母短暂的特护，烧一退，她更多的时间，是跟在哥哥姐姐后面打打闹闹度过的。

在她十岁那年，高烧的她在家吃了一星期药未见好转，终于被送进医院，经诊断，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从此，她的岁月，便大多在医院度过。性格开朗的她，渐渐变得忧郁起来，每次昏迷后的苏醒都象一场恶梦，她多么希望自己能象哥哥姐姐那样无忧无虑疯闹着。

重病使她耽误了不少学业，可她也躲过了上山下乡，她有一个再正当不过的理由留在北京，留在父母身边。其它五个孩子全都响应党的号召去了农村。

为了她心脏早日康复，五个哥哥姐姐和父母凑足了钱为她做了心脏手术，手术挺成功，她可以上班了。

能告别医院，她心情好了，性格也开朗起来。父母托了关系，帮她在一个街道办的福利厂找了一份工作。有了工作，父母对她又格外的照顾，她的身体逐渐康复了。

这个福利厂在胡同的深处，聚集了一大帮病残的年轻人，象她这种外表很正常的人就算是出色的了。她很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干什么都特别认真，很受厂领导的重视。

不久，厂里的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她的注意，他长得浓眉大眼，眉宇间透着股英气，由于肯研钻，成了厂里的技术员。他们俩经常在办公室见面，聊起厂子，有说不完的话。

她打听到，他是个患有严重肾炎的病人，一只肾已经被摘除，除此之外，他还患有青光眼病。他知道自己是个半残的人，所以学习很用功，他想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财富。

一次，厂里组织联欢，这是一群苦中作乐的年轻的残疾人，而且，那个时代他们能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跟着党走，人残志不残。她主持这次联欢会，轮到他时，他不知表演什么，她于是带着大伙鼓掌鼓劲他，他鼓起勇气上台唱起《北京的金山上》，突然，他停住了歌声，坚持了一下便昏倒在台上，她与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附近的医院。到了医院，她也感觉不舒服，昏倒在医院。

俩人都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俩成了邻居。她很后悔那天起哄让他表演节目，等她感觉稍好些，便来到他的床边向他道歉。她帮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俩人于是有很多时间一起畅谈。俩人同病相怜，互相鼓励着对方，等到出院的那天，俩人对对方都有好感。

他们在厂里有意无意的接触便多了起来，日久生情，俩人不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厂里的领导和同事都为他们高兴，这不能说不是相爱而又相配的一对儿。

可是，他们的爱遭到双方家长的极力反对，这一对可怜的人儿，自己的未来都得靠别人照料，怎么能再找一个需要照料的病人！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如果俩人都病了，谁照顾谁！父母的想法儿很现实，可对这一对儿热恋的情人来说太残酷了。命运给了他们不健全的身体，难道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要摧残吗？

俩人根本不顾这些，她对他体贴入微，极尽女人的温柔；他帮她补习知识，鼓励她战胜病魔。她对父母说，她有爱的权利，她可以照顾好他，他也对父母说，他有爱的权利，他也可以照顾好她。

父母谆谆开导他们：现在他们回到家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病了也有人侍候，可他们一旦结了婚，这一切就得全靠自己，俩人都是不能做体力活的人，日子怎么过？更主要的，靠他们那点收入，将来的医疗费怎么办？

他们怎么可能听得进去，俩人在一起发誓，如果俩人都不能动的时候，就一起死，谁也不拖累谁，到另一个世界去做健康的人，享受健康人的爱。

见俩人无法分开，双方父母都想到了同一办法，就是将他们调离。先是她的父母给她找了一个售货员的工作，她报到完后回厂子找他，他也已经让父母带走了。他的父母没跟厂里任何人说他去了哪儿。从此，他俩断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