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的耳朵戴上了一对金耳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她戴过。如果耳朵穿孔，一定很痛。我这一句关切的询问和三姐的回答，使我灵机一动，写下了这几句大白话，居然被作为诗歌发表到了内刊。

小时候，三姐给耳朵打了孔，一直没有机会戴上耳环。现在戴上了金耳环，是谁给她买的呢？引人深思。内行的人，会联想到农村改革开放，让农民开始过上了好日子，生活越来越有奔头。我总算扑捉提练到了一个给改革开放政策唱赞歌的主题。

有一天，我叫上在生产队当了几年农民的皮永希同学，一起去牛丽芬的学校，告诉她我发表了一首诗歌，坚定了当作家的理想。牛丽芬非常支持，相信我一定能够成功。可是，牛丽芬等不及我成为著名作家，嫁到了远方。新郎却不是我，我好失落。

我有空就跑到镇文化站借阅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父母见我每夜在煤油灯前不是看书，就是写作，被煤油灯的烟雾熏得鼻乌嘴黑，从不心疼儿子熬夜熬坏了身子，而是心疼我浪费了家里的煤油。

父亲仗着他读了几年之乎也者矣焉哉的古文功底，总是不断地嘲笑我想当作家的理想。什么语言恶毒，父亲用什么语言。说什么鸭子衔得鱼来吃，还要鹭鸶做什么？！蚯蚓想变蛟龙——痴心妄想！

三姐夫也嘲笑我的作家梦。三姐夫会干泥瓦匠，他的手艺是自学的。农家选择冬季农闲季节盖新房子，请了泥瓦匠垒墙，三姐夫被乡亲请去做帮工，给泥瓦匠和泥递砖。三姐夫看了几天专业泥瓦匠砌墙，自己也学会这门手艺。以后再有乡亲在冬季盖房子，请三姐夫去帮工，不再请他去做小工干杂活，而是请去当大师傅帮助砌砖垒墙。

我放牛闲时多，三姐夫冬季在外当泥瓦匠，三姐一人在家操持家务，料理孩子。家里有些需要男人干的力气活，三姐夫经常叫我替他干。我心情好，上三姐夫家帮忙挑挑水。心情不好，我断然地拒绝，直接冲三姐夫说，给你做家务耽搁了我的青春。我要写小说。

我一提到写小说，三姐夫冷笑不已。三姐夫最最恶毒的一句语言我终生难忘，他刻薄无比地对我说：你跟女人一样，无论怎么蹦，怎么跳，也屙不出三尺高的尿来。

幸好我的姐妹们不在身边，否则，会帮我群起而攻之，让三姐夫下不了台。他不仅污辱了兴子，还污辱了姐妹们。

父亲为何总是打击反感我搞创作，主要是我违背了他的意志，没有好好学木匠手艺。也难怪父亲不支持我摇笔杆子。其实，我那种写斗私批修的作文功底，居然急功近利，想在《XX文艺》上发表一篇小说，简直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

我锲而不舍，源源不断地给《XX文艺》投稿，杂志社也源源不断地给退了回来，附上的铅印退稿信千篇一律地说，来稿收到，经研究，不拟采用。

好在投稿是国内邮资统付，给全国各地的杂志报社投稿，一律免贴邮票。否则，光投稿的邮票邮资，都会令我倾家荡产。

这些源源不断的退稿，无一例外地先被父亲拆阅，他看了我的每篇退稿，无一不捧腹大笑。

尽管如此，也是功无枉使。1982年，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搞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原大队改为了村，生产队改为了村小组。农村一下子闲出了众多劳动力。一些游手好闲之徒，禁不住干些偷鸡摸狗不劳而获的勾当。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我们村小组四十多户人家，一下子拘捕了多位与我年龄不相上下的男女青年。最后一个判了8年劳改，一个判了4年劳教。父亲不再对我冷嘲热讽，我虽然没有写出什么名堂，浪费了不少煤油、笔墨、纸张，但还是走的一条正道。

村里另一个小组的青年何建贵，强奸了一位精神不正常的傻姑，被人举报，被判了枪毙。按说一次强奸，罪不致死，他居然夜半三更，颠开一家半边户的房门，强奸了一位公家人的老婆。公家人的老婆马上可以通过有关政策，办理农转非，到镇上与老公团

聚。半边户女人深夜被强奸，怀疑是何建贵干的，迷迷糊糊又不能肯定。何建贵被捕后，不知好歹，居然说，某某人的老婆，我也睡过。一句话，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来说，真是不作死，不会死。

我曾向女同学撒流氓，与兰儿骑马马，如果不是文学，我这样的奇葩男人，肯定祸害了全村的女人，枪毙一万次不为多。我能有今天，是文学女神救了我。

我回到农村当上放牛娃不久，有一位媒婆想把我和兰儿撮合到一起，我们因为年少无知所做的事耿耿于怀，不约而同地谢绝了媒婆的好意。

也许早熟的人，没有好果子吃。四五十年来，我结了四次婚；兰儿也分别嫁了四个男人，生下了一大堆孩子。兰儿的初恋对象，是一位刑满释放人员。兰儿的初恋男友住了牢，仍然不离不弃，这位男子出狱成为了兰儿的第一任丈夫。兰儿在南方一座城市开了一家美容院，生意红红火火，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

( 八一八我的桃花运 )